走进浙大二院放射科的办公室，你会看到一排医生端坐在电脑屏幕前，紧盯着一张张大幅的片子。这样的画面很符合大众对放射科医生的传统印象：看片子的。 但随着影像工作越来越举足轻重，甚至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死，越来越多的放射科医生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个刻板印象也在发生改变…… 癌症患者术后随访时最怕什么？当然是查出癌细胞转移，这意味着他又要开始新的一轮战斗。 63岁的结肠癌患者王先生就险些遭遇这样的情况，甚至已经用上了化疗药物，最后却被放射科医生发现是一场乌龙。 几年前，王先生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发现便血，随后确诊为结肠癌，在当地医院做了手术。术后，他一直在当地医院复查、随访。 去年，当地医院医生拿着一张肺部CT的片子给他看，指着上面的实质性小结节告诉他，这极可能是结肠癌肺转移，建议进行化疗。 王先生和家人希望医生做活检穿刺确认一下结节的性质，明确恶性后再做化疗。因为术后他体质一直比较弱，担心吃不消新一轮的化疗。但肺结节太小了，最大的也只有6毫米左右，当地医院认为穿刺活检的准确性不高，还是直接上了化疗。 一个周期的化疗结束后，王先生消瘦了不少，身体变得愈发虚弱，结节却没有明显的缩小。这时，远在美国的女儿远程指挥，让家人带着父亲到浙大二院穿刺门诊看看。女儿是一名病理科医生，坚定地认为病理诊断才是判断疾病的“金标准”，而这离不开放射科医生穿刺的协助。 来到浙大二院穿刺门诊后，放射科谭延斌主治医师一口答应穿刺活检，“他这个肺结节还不算很小的，我们连1、2毫米的结节都在做。” 谭延斌医生顺利地为王先生做了穿刺，检查结果让全家人松了一口气，那根本不是恶性结节，而是肺部感染后留下的增殖灶，排除了结肠癌肺转移的可能性。 那为何肺部会莫名出现钙化点呢？谭延斌医生继续探案，他通过细菌培养和询问病史，终于查出了这出乌龙的始作俑者—— 细菌培养结果显示，王先生的肺部感染了一种叫“荚膜组织胞浆菌”的真菌，肺部组织胞浆菌病95%都没有症状，所以他没有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肺部感染常见的症状。 谭延斌医生说，荚膜组织胞浆菌在中国并不多见，但在美国很常见，“我询问病史的时候发现，他不久前刚去美国探过亲，推测正是那次感染的。”找出病因后，医生对他进行抗真菌治疗，很快就痊愈了。 浙大二院放射科主任张敏鸣教授说，如果这位患者继续化疗，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那真菌就会趁虚而入，快速扩散，可能对身体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正是放射科医生精准的诊断，及时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所以，王先生一家都对谭延斌医生感激不尽，穿刺前后两次给他塞红包，但都被婉拒了。最后，他们只能用送锦旗的方式表达了心意。 张敏鸣教授说，放射科医生既不动刀，也不开药，看片子确实是他们工作的常态。最多的时候，她曾看过一个患者装满一麻袋、几十斤重的片子。但看似简单的阅片背后，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门道。 她说，放射科医生是“医生背后的医生”，他们通过图像上的蛛丝马迹，发现病灶的具体位置，判断疾病的凶险程度，从而帮助临床医生尽早明确病因，实现精准治疗。 “如果把治病救人看作是一场战争的话，放射科医生和放射科则是疾病诊疗的侦查兵和参谋部，内、外科等各个科室则是野战部队，他们负责具体消灭敌人。” 而随着影像学的进步，放射科医生也慢慢从幕后走向台前，积极参与内、外科医生的多学科讨论（MDT），为治疗决策提供客观的影像学依据。 浙大二院放射科创建于1911年，首任主任苏达立是中华放射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百余年的发展中，放射科员工励精图治，发展创新，先后引进了浙江省第一台CT、第一台MR、第一台CR，早先开展了介入治疗，现已成为浙江省放射影像领域的领军科室，在国内享有声誉。放射科年影像检查量近百万人次，在浙江省内率先开展了亚专业分工模式，设有神经、心胸、腹部、肌骨和介入5个亚专业组，开放介入床位18张。科室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放射科医生和住院医师前来进修和培训，每年举办钱江国际影像论坛，为浙江省影像同行提供国际化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每年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面向基层，致力于影像学新技术的推广和临床应用培训。 目前，本科室是浙江大学医学影像学博士及硕士学位授予点，浙江省高校重点建设学科和浙江省医学重点（支撑）学科，浙江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任委员和浙江省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单位。科室与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建临床神经影像联合实验室。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7项，科技部重大项目和课题3项。在国际上率先开展多模态磁共振新技术对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老年脑进行评估和诊断；国际首创靶向肿瘤内乳酸阴离子和氢离子的动脉插管化疗栓塞术（TILA-TACE），对中晚期原发性肝细胞肝癌进行治疗，疗效显著；近年来，先后在全国放射住培医师影像技能大赛和全国神经影像技能大赛上摘得桂冠。6毫米结节被判“癌症” 吃够化疗苦头后剧情大反转
不放过蛛丝马迹，钙化点到底是什么？
医生背后的医生
浙大二院放射科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