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与美国M.D.Anderson癌症中心联合培养外科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医学教育培训教师。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腹腔肿综合治疗学组委员，秘书。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分会转化医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医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精准医学与肿瘤MDT专委会青年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胃肠肿瘤腹腔镜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微创专委会腔镜外科学组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会早诊早治学组委员。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员。上海卫计委优青，上海科技启明星，上海浦江人才，教育部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主要从事胃肠道肿瘤和复发转移腹部肿瘤的微创外科治疗和综合治疗。主持国家级及国际合作项目10余项，累计研究经费500余万，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著30余篇，参与编写多部著作。先后获得“上海青年科技启明星”、“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市优秀医学青年”;上海市优秀青年医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35位中国最具潜力青年肿瘤学者。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以及上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医疗特长：特别擅长极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胃肠道肿瘤手术根治性清扫以及复杂多原发肿瘤的腹腔镜微创外科治疗。 泰安，五岳之尊泰山脚下，一条西流入黄的大汶河如玉带缠绕于泰山之阳。李大卫，出生于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秀美小城。 2010年左右，腹腔镜微创外科技术在国内迅猛发展，对于外科医生来说，有一种神秘的“时尚感”，微创手术的特点是手术视野放大，操作更为精细，损伤小，病人恢复快。同时，外科专科化发展也是趋势，特别对肿瘤疾病来讲，多学科综合治疗（MDT）模式成为了标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无疑在这些方面都是国内领先的。 “过年的时候，出于安全考虑，医院一般不大愿意做大手术。但那时情况紧急，老人已经有谵妄表现。病人已经等不到过年了。” 怎样才算一台成功的手术？ Q 您从专业角度，介绍一下直肠癌保肛手术治疗的过程，以及未来肠癌治疗的发展？ 李大卫：好的。从专业角度来讲，第一，要进行准确的术前分期，包括侵犯深度、有无转移外侵等等；第二，根据病灶特点，病人的治疗意愿，肿瘤生物学特点，个体化地制定保肛策略，第三，进行术后的跟踪随访，对肛门康复训练，这就是直肠癌保肛治疗的全程管理。 Q 从医那么多年，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做个好医生需要具备怎样的素养呢？ 李大卫：我是山东人，山东是孔子的家乡，是儒学的发源地。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在不同的行业，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医疗行业，我认为，是一颗为病人着想的心：第一，对病人尽量有更多的关爱，包括让病人充分知情，这是对病人和家属的尊重——肿瘤病人普遍焦虑，良好的沟通可以减轻紧张和恐惧；第二，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最合适的治疗方案，最合适指的是，疗效最好，生活质量最好——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有尊严地活着。 Q 有没有深刻印象的病人？ 李大卫：其实还挺多的，比如有一个才20岁出头的直肠癌女孩，刚结婚不久，还没有生育。肿瘤距肛门三公分，我给她做了低位保肛的手术，手术非常顺利，预后也很好，后来女孩怀孕生子，还带了小孩来看我，情况一直都很好。 Q 您有没有遗憾？ 李大卫：遗憾确实有。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除此以外，我特别推崇英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亨利·马什的一句话：每一个外科医生的内心深处，都安放着一块属于病人的墓地。在医学技术的范畴以外，我常常陷入沉思：如果换一种方式治疗，对这个病人会不会更好一点，痛苦会不会更少一点，其实，没有如果。医生既有力挽狂澜拯救病人的成就感，也有无法扭转不利结局的无助和痛苦。医者之路，亦是修行之旅。仁心，仁术，缺一不可。 Q 目前，您在临床上最关注什么呢？ 李大卫：一是直肠癌保肛治疗。保肛治疗一直以来都是难点和热点，除了外科技术，还有很多新的非手术治疗进展，包括放化疗、免疫治疗等综合手段，在保证疗效同时，可能让病人免除手术的创伤痛苦，非常值得关注和探索。二是健康宣教。因为肠癌有几个特点，第一，中位发病年龄大概是在70岁，这是个老年病，我们建议，到50岁以后——美国癌症协会定为45岁，应该定期进行肠镜早筛检查。也有一部分病人很可惜，二三十岁查出肠癌晚期，很大一部分与是遗传相关，有典型的家族遗传倾向，这部分病人，我们就要做遗传性肠癌患者的家系管理，及时告诉病人和家属去做癌症风险的咨询和筛查。 Q 在工作中会有焦虑感吗？ 李大卫：总会有压力，这种压力是正向的，希望可以收获更好的自己，不负韶华吧。三人行必有我师，要吸取众家之长，我在努力中，沿途的风景也很重要。 Q 工作之余，您有哪些爱好呢？ 李大卫：外科医生需要良好的身体素质，我平时会踢球，偶尔有时间钓钓鱼，下盘棋（笑）。周末陪陪家人小孩也是很愉快的事。 Q 这两年，做过哪些您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吗？ 李大卫：我做过一些健康宣教，也参与过不少义诊。宣教是大有必要的，讲讲早期筛查的必要性，或者聊一聊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时候就能帮到别人。另外，我现在也带学生了，也有一个自己的科研团队，我喜欢跟大家讨论一些最新的进展或者文献，畅想、展望，感觉很好。 Q 很多大学已经开学了，如果请您对医学生讲一堂无关专业的课程，您会上什么课？ 李大卫：不忘初心，忠实内心的想法。有个统计，做医生10年20年后，把医生作为终生事业的也就只有30%。乱花渐欲迷人眼，经济时代的诱惑很多，医生是很辛苦的，但做的事很有意义。从我自己角度来讲，我能做的就是，将报考志愿时对医学的那份情怀，保留在心。 Q 您有过在美国学习的经历，见识了什么？ 李大卫：那是在读博士的时候，在国家教育部公派留学生出国联合培养的项目资助下，去到了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做访问学者。安德森癌症中心是全美最大的癌症中心，集合了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在美一年半的留学时光是值得纪念的。 Q 面对独处彼国的孤独，以及科研的压力，您还是有所收获的？ 李大卫：是的。在国外的岁月累并快乐着。实验进展不顺利的时候压力特别大，那时候，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待在实验室，经常是一层楼里最晚走的。德州的天气很好，每晚抬头看见星云变幻。从医之路
“人家是富二代，我算是医三代了。”他说。
民国时期，李大卫的外祖父曾在传教士手下当学徒，满师后独自行医办医院，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医治一方百姓；他的父亲是泰安市肿瘤医院肿瘤外科主任，母亲则是一名护士。
作为典型的“医三代”，李大卫深受父亲的影响。童年时期，父母亲经常值班加班，而李大卫就在医院里独自玩耍，别人看似神秘的手术室，在他如同串门一样习以为常。
“人家是在阳光下成长，我是在紫外线和消毒水的味道中成长。”他笑道，医院很自然成为他另一个家，甚至摔跤擦破了皮，他会独自跑到急诊室，用父亲教的方法给自己清创换药。
李大卫的人生第一个偶像，也是父亲。
80年代末，一个农村小伙子逃票上了火车，查票时跳车，摔成了重度颅脑损伤，送到医院已经奄奄一息，是父亲主刀把他救活了，同时，因为小伙子身无分文，科室凑钱给小伙子买了一个月伙食，小伙子在医院住了一个半月，一分钱没花，痊愈出院了。后来，小伙子父亲卖了家里的牛，奔波千里找到医院，见了面就给父亲跪下了。
“救了一条命，也就是救了这一家。”这个场景，如此遥远却又清晰的定格于李大卫的脑海中。
有榜样在身边，学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高中毕业，李大卫考入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平静的大学生活，除了系统学习医学专业知识以外，他总觉得，还有很多的医学问题没有答案，而自己却懵懵懂懂。
“感觉到了门前，却不知道如何开门。医学上的问题，本科的学习还远远不够，而我还没有掌握研究的方法。”
于是，李大卫早早决定考研，毕业时顺利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继续攻读硕博学位。
李大卫的博士生导师，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彭志海教授。这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普外科学专家，特别在肝移植方面是国内的顶尖专家，很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国内领先的。包括主持完成上海首例减体积式原位肝移植、上海首例肝肾联合移植、上海首例重症肝炎急诊肝移植、上海首例胰肾联合移植等等，同时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第一届移植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等很多学术职务。同时，他还是一位科学家，在科研方面一直保持了极大的热情和专注，取得了很多国家级成果。
“我对外科的理解和风格深受彭老师的影响，他属于学院派，手术操作规范严谨，解剖精细简练，手法细腻，极具观赏性。”在李大卫看来，彭教授就像一个苦行僧式的人物，对名利、物质欲望很低，但极为注重学术研究。
“他像一尊战神，永远都是精力充沛，临床、科研、行政、教学、学术讲课连轴转，做完肝移植手术，还要跟我们讨论科研进度。”
李大卫觉得，跟随彭志海教授的这些年，最受影响的就是老师踏实严谨的为人做事的风格，不断开拓的坚韧意志，和对外科技术追求极致的态度。不知不觉中，他似乎也有了老师身上的某些特定气质：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我很幸运遇到很多好的老师。”那些年，李大卫还跟随普外科裘正军主任学习胃肠道肿瘤腹腔镜微创手术。裘主任手术非常全面，肝胆胰胃肠手术都精通。在这两位导师眼里，李大卫是一个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年轻人，身上都有他们早年的影子。科室发展
而彼时，李大卫已经来到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外科工作。
他跟随蔡三军教授学习，蔡教授时任肿瘤医院大肠外科主任，复旦大学大肠癌诊治中心主任，担任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在业内享誉盛名。
“我反复研究过蔡老师的手术，主要是结肠癌、直肠癌的根治术，蔡教授的手术风格简洁到极致：断血管，根部血管结扎，淋巴结清扫，标本移除，吻合，每一步流程都被模式化了，就像计算机的初始化设置一样，他将手术的每个动作都提前设计好，不允许在每一个流程中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跟随蔡老师的几年时间，李大卫一直在给老师做助手，收获很多。
第一次主刀，对李大卫来说是很自然的过程，因为前面已经有多年的积累和训练了。
“我喜欢追求完美，在做腹腔镜手术时，要做到尽量动作轻柔，解剖清晰，清扫到位，所以，我的每一台手术，所需要暴露的血管都清晰可见，速度也不会太慢。就像做右半结肠手术，遇到肠系膜上静脉时，有些医生会害怕接触到这根大血管，但我每次都会去充分显露它——走在正确的解剖层面上，反而出血更少。当然，宁可慢一点，也一定要按照规范，一步一步去做。我做手术时不会犹豫，外科医生一定要果敢决断。最重要的一点，所谓难啃的骨头，我从不畏惧——手术越难，越要迎刃而上。”李大卫说道。
回顾曾经打过的多次硬仗，李大卫记忆犹新。
一次是在2016年过年前夕，一位96岁的老太太，患有结肠癌，已经梗阻了，家人才带老人来医院，来医院的时候，局部肿瘤已经有局限性穿孔，所以一直在发热，身体虚弱，腹胀难忍。
于是，李大卫和家属充分沟通，准备尽全力搏一把，家属同意了。出于病人基础情况的考虑，只能半身麻醉，手术还必须要快，轻柔，尽量创伤降到最低。“真的像老古董了，必须轻拿轻放。”
整台手术做了1小时20分钟，肿瘤完整切除。前两年，这位老人还联系过李大卫，身体一直还不错。
有一位结肠癌的病人，肿瘤很大，侵犯了十二指肠胰腺，要做胰十二指肠同时联合右半结肠手术，这台联合脏器切除手术，在腹外科中应该是仅次于肝移植的大手术，当时在术前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预案。家属遇到李大卫就失声痛哭，拜托他一定要救自己的亲人，在李大卫提出手术方案时，家属的态度很坚决。当然，手术是成功的。
“所以，一台漂亮的高难度手术，不光是医生的功劳，家属的支持配合理解，也很重要。”
还有一个30出头的年轻父亲，家境困窘，拖着两个孩子，来就诊时肿瘤侵犯了胰尾和脾脏，肿瘤近二十公分，李大卫觉得，如果不做这台手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没了。而病人的病情比较特殊，只是局部病灶厉害，癌症并没有扩散，肿瘤生物学行为非常好，李大卫说，这样的病人更值得医生去搏一把。
“像这样来自天南海北的病人很多，他们往往都是看了很多家医院，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的，真的不忍心放弃他们。”以人为本
谈及这个问题，李大卫认为，肿瘤外科手术除了遵循操作原则以外，还要秉持以人为本，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方案。
保肛，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直肠癌术后，许多人切除了肛门，身上挂着粪便袋，生活质量严重受损，患者往往对保肛的意愿很强烈。那么，保还是不保，如何选择？
例如，有些病人，肿瘤生物学行为或功能上不适合保肛手术，在技术上虽然可行，但是对病人来讲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情况下，外科医生不应该为了炫技而牺牲病人的利益。当然，对于合适的病人，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尽力去保。
李大卫向我们介绍，直肠癌治疗需要全程管理的理念，首先进行准确的手术分期，根据分期、肿瘤的生物学特点、肛功能、个人意愿，制定一个全程的保肛策略，绝不是外科医生拉进来就开刀这么简单。同时，结合腔镜技术，可以更微创合理地把保肛手术发挥出来，比如腔镜下内括约肌切除——把直肠最远端的一段肌肉切掉，就能够使远切缘延长一两公分，能完成保肛。
那是“极限保肛手术”，肿瘤已经距肛门三公分了，在遇到李大卫之前，许多病人已经走投无路，都说保不了，最终遇到了李大卫，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这些手术，给了李大卫很大意义上的成就感。
“保肛手术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是改变命运的帮助，在辗转一次次失望时，遇到了人生的转机，一定是极致的欢欣鼓舞。”
当然，切除肿瘤后，还需考虑肛门功能，就像修车，光外型好发动机不行，那修车没有意义，所以术后的随访，包括告诉病人如何进行肛门功能训练，这些都很重要。李大卫之后做过很多台以年轻人为主的超低位的保肛手术，大部分病人肛门功能都恢复非常好。
所以，李大卫说，一台成功的手术，应该是适合病人的手术。
“当然，这样的手术非常考验医生的专业性，医生要对肿瘤的综合治疗非常了解，外科医生一定要知道治疗过程中，还有其他的更多武器可以选择，你可能不只有刀，还有剑、飞镖……”
李大卫坦言，医生和病人之间会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病人可能会对更好的治疗方式不够了解，所以，医生很大一个责任就是和病人沟通，让病人了解到自己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自己会面对什么样的手术，可能会有的风险，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身体将会面对怎样的安排。
这才是，以人为本。口述实录
这里，我想介绍一下肠癌治疗未来可能出现的亮点：目前肿瘤治疗已经逐渐进入到精准医学时代。根据基因分型，分而治之，就像中医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几年来，最热门的还是免疫治疗。一些有特殊基因亚型的病人，可以通过免疫治疗，旨在激活人体正常免疫系统，依靠淋巴细胞的杀伤功能，杀灭癌细胞和肿瘤组织。与以往的手术、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不同的是，免疫治疗一旦有效，往往可持续缓解。围绕着免疫治疗，包括如何与放化疗、靶向药物等手段联合，如何选择适合的病人，如何把免疫“冷肿瘤”变成“热肿瘤”，未来都会有很多进展。同时，针对一些少见基因突变或融合的小亚群病例，如何使用特异的靶向药物治疗，也是探索的热点。比如肠癌中NTRK融合突变的病人，使用拉罗替尼效果就很好。
对于直肠癌来讲，国际上有一些最新的进展：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可以使很大一部分病人达到临床上的完全缓解（CCR），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百分百没有肿瘤了，但这部分病人达到临床完全缓解以后，通过非常密切的随访，一旦复发，补救手术，预后也很好，通过时间换取可能的非手术保肛，这就叫作观察等待策略。在未来，如何提高CCR的效率，采用哪种治疗手段，都是值得探索的。 
肠癌的发病率，在中国排在第三四位，在一线城市北上广，肠癌的发病率在十万分之五十左右，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在美国，由于早期筛查比较到位，肠癌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在逐年下降。
首先，美国医生的教育培训体制健全，医疗环境和设备条件优越；其次，美国医生对于新的药物，创新性临床实验和治疗方案的实践意识前沿，这得益于美国强大的生物医药行业技术支撑。中国外科医生论手术量，经验和手技一点不必比美国医生差，但很多时候，治疗指南还是要跟着人家后面。但是，我们也不用气馁，中国有最宝贵的患者资源，医生做临床研究的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很多领域，我们的临床研究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和赞誉，未来可期。
在这种磨练中，我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两篇影响因子在9分的文章。重要的是，打下了做研究的基础，学会了怎么样思考科学问题和研究方法。做科学研究时，我们很希望实验结果就像我们设想的：A通过B变成了C，但有时候，它真的变不成C，一定要学会接受这种失落感和客观性。同时，在国外认识了一些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我们也一直保持研究合作，与优秀的人同行，也是很愉快的事。
